袁行霈 撰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

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紧紧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历程。最外围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包括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等。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作品。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而前两个层面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的。

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及其两翼。

史学思维 注意"史"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承传流变的过程。用描述式的语言说明情况、现象、倾向、风格、流派、特点，并予以解释，说明创作的得失及其原因和文学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

文化学视角 文学的演进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古代的文学家往往兼而为史学家、哲学家、书法家、画家，他们的作品里往往渗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的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文学史著作的当代性 我们当代人写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表现为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关注。

文学史史料学 是撰写文学史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包括与文学有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辨伪，史料的检索等等，是以资料的鉴定和整理为目的的资料考证学。

外部因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民族矛盾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等。

首先，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突出。

1文体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各种文体形成和成熟的时代不同，有先有后。另一方面，各种文体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其过程的长短也不同。

2朝代的不平衡。各个朝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是不一样的，或相对繁荣，或相对平庸。各个朝代各有相对发达的文体。在一个朝代之内文学的发展也不平衡。

3地域的不平衡。一方面，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呈现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另一方面，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其次，在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中，有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它们的互动作用值得注意。

1俗与雅之间相互的影响、转变和推动，主要是俗对雅的影响和推动，以及由俗到雅的转变，使文学的长河陆续得到新鲜活水的补充和激荡，而保持着它的长清。

2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一种文体与其他文体相互渗透与交融，吸取其他文体的艺术特点以求得新变。

3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这是文学体裁内部的运动，主要表现在诗文的领域里。复古实际上是革新。

4文与道的离合。这主要是指文学与儒家伦理道德、政治理想的关系。迄汉以降，文学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一直制约着文学本身的演进。道、释以及反映市民要求的思想又先后不同程度地渗透进来，给文学以不同方向的外力，影响着文学的发展。

三古、七段　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

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出它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的参照。

文学发展变化的九个方面　1创作主体的发展变化；2作品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3文学体裁的发展变化；4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5艺术表现的发展变化；6文学流派的发展变化；7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8文学传媒的发展变化；9接受对象的发展变化。

1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几乎都孕育于斯。

散文可追溯到甲骨卜辞；诗歌可追溯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小说可追溯到神话传说、《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以及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辞赋可追溯到《楚辞》；骈文中对偶的修辞手法，在这个时期已出现；戏曲因素在《九歌》中已有萌芽。

2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孕育于斯。

3中国的文学思潮以儒道两家为主，儒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家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这在此期已经形成。

4士大夫作为创作的主体和接受对象，文字作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文学的这个基本格局在此期奠定。直到宋代出现了市民文学，才使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

先秦文学　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个体的演变。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人事的记录，而士的兴起与活跃，对文学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

秦汉文学　1创作主体的处境发生变化，文人聚集到统治者周围，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以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为己任。2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形成格式化、凝重板滞的风格。3赋体文学发展成熟，汉乐府民歌以新的姿态和活力，酝酿出中国诗歌五七言体的新节奏、新形式。

二　中古期（从魏晋开始，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到明朝中叶为止）：

1魏晋开始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并在南北朝完成了自觉的进程。

2文学语言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由古奥转向浅近。

3这是诗、词、曲三种重要文学体裁的鼎盛期，它们分别在唐、宋、元三朝达到高峰。

4文言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已初具规模，在唐代臻于成熟。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两代已相当繁荣，白话长篇小说在元末明初也已出现。

5文学传媒出现了印刷出版、讲唱、舞台表演等各种新的形式。

6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包括了宫廷、士林、乡村、市井等各个方面。

总之，中国文学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在这个时期具备且成熟了。

魏晋至唐中叶　1五七言古体诗、近体诗达到鼎盛。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出现了诗化的骈文和骈赋。2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创作趋于个性化，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3宫廷在文学创作中起着核心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若干文学集团，文学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学的技巧。4玄学和佛学渗入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新面貌。

唐中叶至南宋末　1文学语言和文体的革新，确定了此后的文学语言和文体模式。2诗歌方面，中晚唐诗人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与其相关的人文意象明显增多，到宋代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在晚唐一度减弱，到了宋代又普遍得到加强。就宋代出现的新趋势，诗人与学者身份合一，议论成分增加，美学追求化俗为雅。3唐中叶以后曲子词迅速兴盛起来，到了宋代遂蔚为大观，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4唐中叶以后传奇兴盛，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成熟的阶段；唐代"市人小说"的兴起，宋代"说话"的兴盛，是其阶段内文学的新发展。

元初至明中叶　叙事文学占据主导地位。文学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文学传媒涉及说唱、扮演等艺术形式。元代文学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明传奇是对元曲的继承与发展。元末明初的《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预示着长篇小说时代的到来。

1文人市民化和文学创作商品化成为新趋势，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趣味发生了变化，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2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在作品中以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来，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对理学禁欲主义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为禁锢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户。

3诗文等传统文体虽仍有发展，但已翻不出新花样；通俗文体则显得生机勃勃，其中以小说最富于生命力。这些通俗文学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渗入社会各个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　文学集团和派别的大量涌现，在它们相互激荡、论争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作家，清诗、清词取得不可忽视的成就，戏曲、小说方面亦有丰硕的收获。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　1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成为文学的基调。2文学被视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小说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3随着外国翻译作品的逐渐增多，文学的叙事技巧更新了。4报刊出现，一批新的报人兼具作家的身份，写作方法因适应报刊形式的需要而有所变化。

双视角　在处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上，将三古七段与朝代分期结合起来，使之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朝代分期在目前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中符合长期以来的习惯，更便于操作。朝代的更换有时也确实给文学带来了兴衰变化。以唐宋两代诗文的创作而论，随着本朝之内时间的推移，都有一个从渐盛到极盛再到渐衰的发展过程，其中似乎存在着与朝代兴衰有关的某种原因。因此，朝代分期自有其不可完全替代的理由。

聂石樵 过常宝 锺涛 撰

緒論　聂石樵 撰

传说时期的文学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在人们口头代代流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一鳞半爪。由于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

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出现一些较长的钟鼎铭文，表明具有文学因素的文本出现了。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甲骨卜辞和《周易》卦爻辞中的韵语，是有文字记载的古代诗歌的萌芽。最初的诗歌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约在春秋以后，诗歌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向文学意义和节奏韵律方向发展。

1诗乐舞结合。

2文化呈综合形态，文史哲不分。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内容丰富多彩，写作中运用多种文学手法，具有较突出的叙事文学特征，奠定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大多数说理散文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带着浓郁的情感，具有丰富的形象，文学价值很高。

3出现成熟的文学作品。

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由宗教颂赞祷祝诗演进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这些诗歌或追念先祖，或美刺时政，或吟咏性情，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在楚地民风、民俗、及民间曲调基础上，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创作出奇伟瑰丽的诗篇，与《诗经》一起，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

4有些文学作品非一时一人所作，或由集体创作，或经过后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指实。

此外，文学作品在传承过程中可能有所损益。1这一时期作品的写定，往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师说和后学之说，可能混杂在一起，师徒间代代传授，难免有增删的情况；2先秦典籍经秦火以后，大多为汉人重新编定，难免有讹误。

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

1夏商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一些占辞句法简单整齐，偶尔协韵，是早期诗歌创作的萌芽。《诗经》中一些祭祖的诗歌，如《大雅·生民》等，都是宫廷巫师的作品。

2商周之际，史官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商书》中的《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诸篇，是史家最早的散文创作。史官所录朝廷诰誓，辞风质朴，不加文饰。史官自作，条理细密，文思清晰。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高潮。《春秋左氏传》文质并胜，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3西周时期，贵族垄断文化，成为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诗经》中的三《颂》、《大雅》和《小雅》的一部分，用以美、刺王政。周朝也有许多民间歌谣（十五国风），作者大都是平民，文学价值很高。

4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崛起，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他们议论时政，阐述哲理，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显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

1《诗经·商颂》五篇，颂咏祖先，歌舞娱神，用于祭祀，在述功和颂圣方面，有较高的表现技巧。2《周易》中的某些卦爻辞，若舍其"占辞"，便是简短古朴的诗歌，内容或怨上刺世、申诉痛苦，或抒发爱情、歌咏劳动，运用象征、比兴、白描、叠咏等手法，用韵参差错落，灵活多样，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萌芽状态的特点。3《尚书》所录《禹贡》和《甘誓》，据说是夏代的遗文。商代完整的散文作品是《商书》。

1周代崇尚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其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和人生。鲁《春秋》的基本精神是"道名分"，即讲社会伦理秩序，并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选择以寓褒贬，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的顶峰之作，它记述史实，刻画形象，以极为高超的表现技巧把中国叙事文推向成熟，开史传散文之先河。《国语》以记言为主，其言辞典雅、精练，并通过人物语言描绘情节和人物形象，为后世推崇。

2一些文化巨匠提出种种社会理想，说理散文得到长足的发展。《论语》是孔子门人对孔子言行的记录，是先秦礼乐德治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表达了孔子对现实热切的关怀，它所昭示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论语》文约旨博，言简意赅，极有韵味。《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倡导一种平等、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墨子》发展了文章的逻辑性，文风朴实无华。《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理想，表达对现实的反省和批判，直接导致了道家学派的成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该书散韵相间，自然变化，不拘一格。

3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体现出和谐、典雅的特质，婉而多讽的特征。《春秋》《左传》的"书法"。《诗经》以"比兴"为主要的艺术手段，再加以复沓叠唱的结构形式，造成含而不露、回环往复的效果。

1此时的文化巨匠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很少提及春秋时流行的"天命"等思想。

2自觉的创作精神大为增强，时常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激情。

3文学风格百花齐放。庄子创造性地运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其文章充满了奇思逸想。《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比喻生动形象，文风至大至刚而饶有韵味。《荀子》述理缜密，善用譬喻，长于铺排，风格浑厚。纵横家充分运用夸张、排比、寓言、用韵等各种文学手法，使语言具有煽动性。《战国策》一书由此显得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方。韩非子的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入木三分，淋漓酣畅。楚国屈原别开一朵奇葩，屈赋以参差错落的句式，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

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颓然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生的关怀，著书立说，批评时弊，阐述政见，互相论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西汉初，司马谈曾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刘歆于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这些学派各自从不同的出发点，分别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问题。就其各方面的影响而言，以道家的庄周、儒家的孟轲和旬卿、法家的韩非以及纵横家最为重要。

神话　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神话通常以神为主人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其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只有当人类可以凭借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对自然和社会的领悟时，神话才有可能产生。神话在后世仍具有文学魅力，启发后世的文学创作。

1保持社会习俗及社会制度的意义和合理性，维系人们的社会性。

2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形成一条强有力的精神纽带。

3使难以理解的现实呈现出种种戏剧性的属性，使人们在对世界假想性的把握中宣泄种种令人不安的情绪。

中国神话的散佚：1时代久远；2儒家的排斥态度，致使上古神话在文献古籍中载录甚少，资料零散不全。

文献资料　1诗歌：《商颂·玄鸟》《大雅·生民》和《楚辞》，尤其是《天问》。2史书：《左传》《国语》《逸周书》等，《穆天子传》。3诸子：《庄子》援引神话最多，《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亦保留一些。4《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后者相当宏富。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

《山海经》　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最具神话学价值。约成书于战国初到汉初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资料，其中海经、大荒经的神话色彩最浓。诸如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神话流传广远，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盘古故事——卵生神话，对中国的阴阳太极观念有极重要的影响。同时，宇宙生成的人格化、意志化过程也反映了先民对人类自身力量的坚定信念。羲和生育十日，常羲生育十二月。烛龙之神。

女娲补天。女娲造人。这两则神话反映了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各部族的始祖神话。商民族始祖契是简狄吞食燕卵而生，周民族始祖后稷的诞生和经历更具传奇色彩。

以洪水为主题或背景的神话，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国外洪水神话的主题多为天帝对人类的堕落很失望，用洪水惩罚人类，而洪水之后人类的再造，反映了对人性的反省和批判。中国汉民族的洪水神话把洪水看作一种自然灾害，揭示与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积极意义，看重人的智慧及斗争精神。洪水神话集中反映了先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表现出的智慧。

黄帝和炎帝的战争；炎黄汇合后，黄帝和蚩尤之间发生战争。黄帝又是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在神话学中，文化英雄指这样一些神话人物，他们发现或发明了种种文化成果，如火、劳动工具、植物栽培，甚至社会秩序、风俗习惯等，并把这些文化成果传授给人类，有的文化英雄还要为保护文化成果和恶势力作斗争。）

黄帝之后，神话进入了英雄时代。人们把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类重大发明，以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一个个神话英雄身上，并把他们看作是本部族的理想的象征。这些神话英雄通常是人的形象，有着神异的经历或本领，他们的业绩在于创造和征服，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等等。

还有一些神话显示了人类英雄突出的个性、勇气，显示了人类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如：夸父逐日（《山海经·海外北经》）；精卫填海（《山海经·北山经》）；刑天舞干戚（《山海经·海外西经》）。

1深重的忧患意识。神话中特别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现实精神，反映了先民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

2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体现了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在本质上是对保护和发展生命的希冀。

3不屈的奋斗反抗精神。

1原始先民在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不自觉地移到自然之上，形成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神话思维特征。钟山之神。盘古化万物。共工怒触不周山。

2具体、形象的思维。一定的时间、空间往往和一定的神明相对应，时间、位置等观念无法从具体内容中抽象出来。在神话思维中也有对事物的综合，通过一定程度的概括，使某些神话形象脱离了具体事物。

3伴随着浓烈的情感体验。在先民看来，自然万物或神秘，或恐怖，或有魔力；在神话传播、复述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情感体验。

4神话思维的象征性或隐喻性。借用某些具体的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

神话历史化　即把神话看成历史传说，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虚构出始祖及其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中国的神话历史化，是史学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在正统的史家或儒家典籍中，难以纳入历史谱系中的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违背理性化原则的神话也都遭到削删。另一方面，对神话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成为某种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块基石。改造的结果是使神话大量消亡，历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谱系更加严密。

神话历史化，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神话就是以历史为依据的，这些有关历史的神话、半历史或准历史的神化，很容易被解释为历史；另一方面，神话历史化又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因为从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的发展，并不是跨过一个鸿沟一蹴而成的，而是一个继承发展的过程，神话历史化正是这一继承发展过程的具体体现。

中国古代神话发展变化的另一条道路，是被道教改造，成为仙话的一个来源。仙话的文化意蕴比神话淡薄得多，在仙话中，那些神话人物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审美品质，都被严重地削弱了。

1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中国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经文学家发掘、改造，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2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世俗。

《诗经》　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中的乐歌等，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约在公元前6世纪编定成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周南、召南、豳都是地名，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其余是诸侯国名，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

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产生于西周初期，每篇只有一章。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5篇，约为殷商中后期的作品。《那》《烈祖》《玄鸟》是祭歌，主要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长发》《殷武》可能是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

《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家诗　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它们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

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皆歌功颂德之作。

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从《生民》到《大明》，周人由产生到逐步强大，灭商并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是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

2农事诗

祭祀乐歌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真实地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初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农业经济的繁荣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七月》　是风诗中最长的一篇，共8章88句，380字，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全诗以时令为序，顺应农事活动的季节性，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全面深刻、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诗中客观反映出农夫生活和贵族生活的悬殊，在对当时农业生产、农夫生活的平铺直叙中抒发了哀怨和不满。

3燕飨诗

产生于西周初期，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否定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反映了周初社会的繁荣、和谐、融洽和上层社会的欢乐和睦，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显现出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

4怨刺诗

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忧生，以诗来针砭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诗，多出自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作者，针砭朝政，情绪愤激，但讽刺有一定节制，带有规谏之意。诗人面对国家前途黯淡的现实，试图力挽狂澜，但对积弊已深、颓势已定的局面，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

小雅中怨刺诗的作者，在等级社会中处于较低甚或受压抑的地位。他们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

国风中的怨刺诗，辛辣犀利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直接揭露其无耻丑行。

5战争徭役诗

a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不注重直接具体描写战斗场面，而是强调道德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这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诗不同的风格。

b更多的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

c战争徭役诗则完全是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

6婚姻爱情诗

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主要集中在"国风"中，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是《诗经》中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1内容广泛丰富，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所叙写的祭祀、宴饮、农事以及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展现出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特殊的文化形态。

2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赋比兴　是《诗经》的主要创作手法，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宋朱熹之说流传最广："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诗人情感，引起诗人歌唱，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这三种手法往往互相使用，共同创造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诗人的情感。

1赋是基本的表现手法，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赋中用比，或起兴后用赋，在《诗经》中很常见。

2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有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有的则以具体的动作和事物来比拟难言的情感和独具特征的事物，表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再现异彩纷呈的物象。

3兴的运用，有的只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或缺的部分。

比兴　《诗经》中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以及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为后代诗人广泛继承。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这种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节奏感很强，韵律整齐。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舒卷徐缓。

1重章叠句复沓结构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具有很好的效果。

2叠字（重言）和双声叠韵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

3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开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的先河。

三 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

1名词数量丰富，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动作描绘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2运用夸张、对比，对偶等修辞手法。

在语言风格上：1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2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3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富于变化，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4雅、颂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则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1《诗经》开辟了我国诗歌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成为主要形式。

2《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3《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4《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

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甲骨卜辞　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之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清末发现于安阳，距今已三千多年。卜辞所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方面，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状况。甲骨卜辞记事比较简单，不成系统，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的原貌，短辄几字，长达百馀字。

铜器铭文有长有短，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更加复杂，不仅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

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尚书》　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尧典》等为后人追述。《商书·盘庚》是我国记言文之祖，其训辞古朴艰涩，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反映了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会关系。今本《尚书》，大约只有《今文尚书》28篇可信。《尚书》文字古奥典雅，有一定的语言技巧，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春秋》　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写作义例，记事系统而简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春秋》是"礼义之大宗"，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这种思想倾向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

春秋笔法　是指在《春秋》中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与修辞上的细微差别中表现作者爱憎的写法。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左传》　全称《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作者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以礼之规范为评判标准，表达了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民为本的思想。叙事手法高超巧妙，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作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春秋三传　除《左传》外，还有《公羊传》和《榖梁传》。这两部书侧重阐发《春秋》经义，叙事较少，以议论为主。《公羊传》文风淳朴简劲，语言凝练准确，《榖梁传》亦文字简朴，议论精深。二书文学价值虽不能与《左传》并论，但在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有深远影响，尤其是《公羊传》，在汉代和晚清，都曾为显学。

一 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1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2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评价。

1情节结构主要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巧妙穿插运用倒叙、预叙等手法。

或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或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或用一个"初"字领起，进行插叙和补叙。

2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3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于描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且常写到智者预言和占卜、梦境、天象等神秘暗示。

4戏剧性情节丰富生动，充满故事性。

有些叙事记言出于臆测或虚构，成为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记述大量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开后代志怪小说之滥觞；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琐事细节。

三 广泛描写各种人物，许多人物个性鲜明，其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变化性得到展现。

1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各个年代，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表现出完整的人物形象。

2还有一些人物仅表现出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其性格的某一方面往往生动传神，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3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1记言文字文典而美，语博而奥；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

2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周语》侧重论政记言。《鲁语》主要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主要记管仲和桓公的论政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1《国语》以记言为主，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其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一些议论说理文字往往也精辟严密，层次井然。

2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3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经过都是一笔带过，而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但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叙事。

4由于国别史的特点，有时在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

《战国策》 凡三十三卷，由汉刘向整编。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作者非一人，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书中表现了纵横家的思想与人生观：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战国策》以其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1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2运用夸张虚构的手法，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人物。

3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

4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

1 说辞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叙述语言长于铺张渲染，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文辞瑰丽多姿，气势充沛。

2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生动贴切，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

3运用大量即事编撰、比附现实的寓言故事和佚闻掌故，以具体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力量。

《左传》与《战国策》说辞之辨 蒋寅认为：1在陈说方式上，《左》以情理服人，《战》以声势夺人；2在陈说内容上，《左》持之有故，信而可征，《战》杜撰寓言，间杂鄙俚；3在陈说态度上，《左》言辞恳切，彬彬有礼，《战》强词夺理，巧言令色；4在辞令风格上，《左》平实典重，委婉蕴藉，《战》铺张扬厉，夸饰鄙俗。张宏生认为《左传》和《战国策》辞令在表现形态上有文与野的不同；在层次逻辑上有密与疏的不同；在语言风格上有婉与恣的不同。

1其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为后世史传文学直接祖述。

2后世散文创作的楷模。

3其叙事艺术对后世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艺术个性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a先秦叙事散文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

b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

c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

d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

《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

一 《论语》以其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成为先秦说理文的主要形态。《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是其另一形态。《孟子》中的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

二 《墨子》和《庄子》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

《墨子》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十论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虽未完全摆脱语录体，但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围绕同一论题加以论述，初步形成说理文体制。

《庄子》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在一起，文体形式别具一格，可为抒情性说理文。

三 《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此后，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论语》 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在战国初年编辑成书。《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论语》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道理，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其语言更为委婉。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或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短小简约，没有构成单篇、形式完整的篇章。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秦说理文的体制。

《老子》　由老子自撰，分"道""德"上下两卷，故又被称为《道德经》。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实人生，书中表现出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常以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成为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谈话，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该书反映了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在书中的论辩中，孟子攻乎异端，感情毕露，有明晰的说理、逐层的批驳，层层进逼，气势凌人，也有偏激的言词、幽默的讽刺，甚至破口大骂，同样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直的个性。

1长于论辩，巧妙灵活地运用逻辑推理，诸如类比推理、二难推理等，具有极强的震慑力和说服力。

2常用比喻，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使其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3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剧性。

1孟子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进行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

2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3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形成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

《庄子》33篇，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道"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主张在精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

一 创作方法以寓言为主，把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将看似散漫断续的寓言、段落融为一体。

《庄子》三言 《庄子》的创作方法"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之"。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

1其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

2不仅形象地表达了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庄子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批判精神，同时也是其深沉情感迂回曲折的流露。

1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

2较少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体味领悟。

3一些比较纯粹的议论文字则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

1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

2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

《荀子》为荀子所作，现存32篇，是其学说的集中体现。绝大多数是说理散文，另有一篇《成相》辞和一篇《赋》，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性恶论是荀子礼乐法术论的理论基础，与其整个理论系统相一致。由于性恶，故须教育，教育当以礼义为本；也由于性恶，故须施行赏罚，于是性恶论和隆礼重法的主张相互贯通。

1行文绵密严谨，恢宏博大，风格浑厚。

2思想深邃丰富，层层论述，反复推详，说理清晰，论辩透辟，逻辑周密。

3理论系统严整，不仅单篇行文缜密，而且全书各章相互照应，论证严谨周详。

4大量运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譬喻，深入浅出，生动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

5用大量排比句法，或以韵语描写、抒情，增强了气势，调谐了音节，更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

《韩非子》以论辩的透彻，逻辑的严密，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

1冷峻观察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峻峭犀利，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所向披靡。

2大量植根现实的寓言，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形象化地体现了作者的法家思想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3取材于历史，让历史人物说话，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

孟荀思想之异同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义学说，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礼乐学说，孟、荀各执一端以立论。孟子专就内在之仁，主张性善，荀子就外在之礼，主张性恶；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不轻利；孟子专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孟子专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

1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

2先秦说理散文是我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3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范式。

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1楚国芈姓贵族源于中原的祝融部落，在社会制度和政治思想方面，和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原礼乐文化在楚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2在习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上，楚国"信巫鬼，重淫祀"，艺术多与祭神有关，充满了奇异的浪漫色彩。

3楚国在战国后期由盛而衰，内部政治黑暗，贵族之间互相倾轧，奸佞专权，排斥贤能。

楚辞 本意是楚地的歌辞。这一词汇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诗经》以及楚国民歌、巫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故后世称之为"楚辞"。西汉末，刘向把屈原、宋玉和汉人的模拟之作，编成《楚辞》一书，"楚辞"又成了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另外，由于楚辞和汉代赋作之间的渊源关系，屈原作品又有"屈赋"之称。

屈原作品：《离骚》《天问》《九章》《九歌》《招魂》，凡23篇。

《离骚》　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离骚"二字，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其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其主旨是爱国和忠君，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关切楚国现实。

美政理想：1国君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国家。2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3重视制度法令，修明法度。

1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的光辉形象：对理想执着追求，珍视有限的时间，充满探求的热情和功业未就的焦虑，表现出奋发自励、苏世独立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2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美人意象或喻君王，或自喻。屈原通过自拟弃妇，在情感上哀婉缠绵，如泣如诉。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

3全诗缠绵悱恻，感情十分强烈，诗人的苦闷、哀伤不可遏止地反复迸发，形成了回旋复沓的特点。

4创造出一种新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新诗体。

5吸收大量楚地方言，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6对"兮"等语助词的多种方式的使用，促成了句式的变化，适合于各种不同情绪和语气的表达。

《九歌》 主要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共11篇。据闻一多观点，首尾两章（《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送神曲，中间九章为娱神曲。《东皇太一》为至尊之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又名屏翳），《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九歌》以描写爱情为主，也表达了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以及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九歌》是屈原长期放逐生活之心情的自然流露，表现出幽微绵缈的情致和缠绵哀婉的风格。

《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1歌、乐、舞三者合一，诗中有不少对舞乐的描述；2《九歌》中既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具有一定戏曲因素，是后世戏曲艺术的萌芽；3描写人物心理细腻深入，除了一往情深的倾诉外，还叙写了一些细节，并用景物衬托人物的心理状态。

《九歌》的语言自然清丽，优美而富有韵味，节奏舒缓深沉。写情摹景曲尽其态，有极强的表现力。在传达悲剧性的意境中，尤能低徊婉转。

《天问》 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诗中一共提出了172个问题，大致次序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在一连串的问号后面，诗中表现出屈原焦虑而急切的情感状态和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

《天问》以一个"曰"字领起，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简短而一问到底的句式，使得节奏明快而强烈，有效地宣泄积蓄已久的激情。全诗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极少数两句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参差错落，奇崛生动。

《九章》 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橘颂》《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等9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内容主要叙述身世和遭遇。其中《橘颂》全篇比兴，四言体，借咏物述志，以砥励自己的品质和情操。《抽思》是屈原在汉北所作，其余各篇皆是流放江南时所作，抒写自己忧国伤时的情怀。《哀郢》记述了流亡江南的路线，亦情亦景，忧思绵绵，其中多有身世之感；后半段情绪转为激烈，声调慷慨，尽情倾诉自己的悲愤。《涉江》突出抒写了自己义行高洁，而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悲哀，并表达了终不变心从俗的决心。诗中以奇异的服饰象征品格的清高脱俗，文气从容淡雅，舒畅跌宕。此外，《怀沙》、《惜往日》流露死志，大约作于赴渊前不久，也很感人。总之，《九章》具有更多的纪实性，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情感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招魂》 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华的服饰、艳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以及繁盛的舞乐，以招徕楚怀王的亡魂。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了铺陈的手法，根据其地域方位特点，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意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加之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

宋玉作品：收入《楚辞》的《九辩》，收入《昭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九辩》是其代表作，主要抒发了诗人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九辩》显然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把个人的身世之悲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联系在一起，形成悲愤深沉之风格特征。宋玉的辞赋是在屈原的直接影响下创作而成的，并在文辞等形式方面有所发展。它们是由楚辞而至汉大赋的一个过渡阶段。

一 屈原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鼓舞并感召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

1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感情的热烈奔放，想象奇幻，积极追求理想，凸显抒情主人公形象；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

3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香草美人意象，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常见的创作手法。

李炳海 赵敏俐 许志刚 撰

緒論 李炳海 撰

1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

a在诵读五经过程中，文人受到熏陶，文学素养得到提高。

b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了催化作用。

2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录用人才办法，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

3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促使汉代作家群体持续生成。

4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等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

5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

1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使汉代文学具有巨丽之美。

2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使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

3文人在作品中寄托圣主贤臣理想，表现出对机遇和命运的感慨。

4批判与赞颂的更迭：批判秦朝暴政-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批判现实。

5文人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再次向个性独立回归，并达到更高的层次。

6从浓郁的浪漫色彩到现实理性精神的日益增强。

7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互渗互动、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汉代文学和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

1作家群体中的经师儒士促进了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

2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习气，使得汉代文学和经学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不厌其繁，多多益善，铺天盖地而来。

3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

4文学的重摹拟风气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习气互为表里。

4文学和经学的从繁到简：抒情小赋取代汉大赋，《汉书》对《史记》篇幅缩减，五言诗取代辞赋的文坛地位；经学的删繁就简之风大盛。

5经学对文学思潮有很深的影响。

《毛诗序》 又称《诗大序》。汉代解说《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后来前三家失传，仅存毛诗。毛诗在《诗经》各篇名下都有解释诗义的序言。首篇《关雎》下有一篇总纲式的序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体裁和表现方法，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色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

汉赋 是汉代赋体文学的总称，包括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其中大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赋既有诗歌讲求押韵和形式整饬的特点，又有散文句型自由、无严格的格律限制的特点，兼具诗歌与散文的表现功能，是两者的综合性文体。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辞赋的分工与合流 许多楚辞类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的发展 司马迁的《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吴越春秋》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

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西汉时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东汉时大量出现文人五言诗，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东汉时五言诗已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西汉时已出现标准的七言诗句，辞赋中往往参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落，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附属于辞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

1初创期（高祖-景帝）

这时的作品题材多联系实际，内容质实深厚；形式和风格则基本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七发》等作品为汉赋体制奠定了基础；政论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歌广为传播，成为庙堂之曲。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2全盛期（武帝-宣帝）

a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b史传文学发展到高峰，司马迁撰写出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c政论散文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发展；d乐府得到强化，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枚皋、王褒等。

3中兴期（西汉元帝-东汉和帝）

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文坛的模拟风气日趋严重，王充的《论衡》以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独树一帜。

4转变期（安帝-灵帝）

张衡的《归田赋》引领抒情小赋时代的到来，京都大赋也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从秦到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秦国的《吕氏春秋》文风畅达，李斯的《谏逐客书》辞采华美。出自李斯之手的泰山等地刻石为我国最早的碑文体。汉兴后，陆贾、贾谊、刘安诸人总结前代历史教训和诸子百家之说，其文铺张扬厉，纵横捭阖，犹有战国遗风。董仲舒的策对和刘向的奏议叙录以如何巩固中央集权制为讨论重点，雍容典重，宏博深奥，形成汉代议论文的主导风格。

《吕氏春秋》 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成书约在公元前239年，出于众人之手，内容不免驳杂，风格不完全统一，因此《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杂家"。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组成了一个"法天地"的完整体系。书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吕氏春秋》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谏逐客书》的艺术特色：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文章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刻石文的艺术特色：以四字为句，大多数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总体上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

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可分为三类：1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2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3一些杂论。

1运用鲜明的多侧面对比手法，造成巨大的感情落差，使作品的体势随着心律的搏动、历史形势的迅速巨变而跌宕起伏。

a把秦朝兴盛期的天下无敌和灭亡时的不堪一击相对照。

b把秦始皇子孙万代为天子的愿望和秦朝三主而亡的历史事实相对照。

c把陈胜的起义军和六国诸侯进行对比。

2浩荡的气势：以数量取胜，文字包含着丰富密集的信息，形成充沛的语言符号的长河；以感情相驱动，作品情深意切，具有很强的内在张力。

3以古鉴今，密切联系现实政治，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现实的积极参与精神，在观察兴衰之理的过程中流露出深沉而悠长的历史沧桑感。

4词语讲究，多用修饰，行文流畅，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

《淮南子》 由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的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为汉代治国法典，实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其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1多引用历史、神话、传说，带有鲜明的浪漫色彩；2采用辞赋写法，广征博引，反复论证，以描写和叙述的方式来明事说理；3以多样化的排比句式，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造成波澜壮阔的气势。

董仲舒的阴阳灾异思想和逻辑严密、雍容儒雅的文风，对西汉后期的说理散文创作影响甚大。《天人三策》行文逻辑严密，环环相扣，联类引证，雍容儒雅。《春秋繁露》缺乏文学性，许多篇章比较艰涩枯燥。

刘向的奏疏文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往往先以正论开篇，继之以反证，然后总结所提出的观点，最后结合时事以证之。其说理散文《新序》与《说苑》，采集群书中的逸闻轶事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编纂而成，寓含劝诫训教之意。

西汉政论散文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显得严谨质实。武帝以后，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而那些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为汉代散文史上一枝旁逸斜出的奇葩。

汉初以骚体赋为主，贾谊是其代表作家。其赋作继承了《离骚》的讽怨精神，具有很强的抒情色彩，感情深沉激切。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继承了《离骚》的比兴传统，风格接近楚辞。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句式，多用"兮"字，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

1以人鸟对话展开赋作，形式奇特，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

2以议论为主，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阐发人生哲理。

3常运用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

4语言凝炼精警，形式整齐，通篇用韵，多用兮字，富于抒情色彩。

九体 在贾谊《吊屈原赋》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以悼念屈原为主题的骚体赋，诸如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这些作品一脉相承，九章成篇，体制固定，主题相类，作为骚体赋的一种体制，虽然规模未大，却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与大赋中的"七体"互相辉映，是为"九体"。

梁园文人群体 西汉初，各路诸侯聚揽宾客，大兴养士之风，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了多个以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群体，其中以梁孝王的梁园声名最盛。当时的俊逸之士如枚乘、庄忌、邹阳、公孙诡、羊胜等从孝王游于梁园，形成"彬彬之盛"，其良好氛围激发了这些人的文学才能，对汉代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推进作用。

一 主要内容：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于是以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论道七事，来启发楚太子。旨在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圣贤的"要言妙道"，在于劝戒淫奢，启发人们注重精神的追求。

二 对先秦文学的借鉴：吴客在说明物欲之害时的一段话模仿《吕览·本生》，而句式更加整饬华美。赋中大肆铺写音乐、饮食、宫室之事沿袭《楚辞》，但重在明理。观涛描写仿照《高唐赋》，但写得更生动形象，激动人心。

1鸿篇巨制，韵散结合，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结纂全篇。

2以移步换形手法赋写七事，刻意求奇，反复渲染，精刻细画，极尽铺夸之能事。

3以叙事状物为主，辞藻繁复，多用比喻和叠字。

4通过运用重重超越和逐步攀升手法，达到其讽喻意图。

四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形成；标志着以地方诸王为中心的汉赋辞藻时代的终结和以京都为中心的创作时代的到来。

七体 始于枚乘的《七发》，因其赋写七事的铺排体制和卓越的文学成就而为后世文人仿作。其中不乏名篇，如傅毅的《七激》、刘广世的《七兴》、崔骃的《七依》、李尤的《七款》、张衡的《七辩》、马融的《七厉》等等，如此等等，数量众多。因此，萧统《文选》和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于赋体之外别立"七体"。

1帝国形象的塑造：通过铺排，展示了汉王朝的宏大气象和赫赫声威，奏出汉世最强音。

2一统观念的弘扬：通过凸显中央王朝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实现对大一统观念的阐释和宣扬。

3时代精神的体现：表现出中华民族处于蓬勃上升期的那种昂扬奋进、激励张扬、气势充溢、信心十足的精神风貌。

1采用虚构手法，以铺排夸张、描摩渲染的手段来叙事写物，使得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一转再转，气脉贯通。

2按时空顺序和以类相缀兼用的铺陈方式。作品先写楚、齐两个诸侯王，然后重点表现天子的游猎，既遵循时间推移的顺序，又有空间的依次拓展；于此同时，把属于同类的事物连缀在一起。

3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与夸张笔法的融通，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形成较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使作品呈现逐步盘升的走势。

4句法灵活多变，句式长短不一。尤其是三言排比句的运用，紧迫急促，使作品具有奔腾跳跃的气势。

扬雄作有《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等作品。《蜀都赋》作于居蜀期间，为后世京都大赋之先声。余下四赋是扬雄大赋的代表作，史称"四大赋"。这四篇作品模仿司马相的飞痕迹非常明显，尤其是后两篇，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子虚赋》《上林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极力夸张渲染，铺张扬厉，词采纷披，语言奢丽。相比之下，扬雄赋更显理性特征，并体现出一定的民本思想，非常鲜明地反对扰民、虐民行为。

其中《甘泉赋》艺术成就最高，在对景物的描写方面有新的发展：

1采用主体向观照对象逐步趋靠的方式进行铺陈。

2铺陈空间的多向维度，对景观全方位展开，并兼静态审视和动态描写。

3以骚体赋表现汉代盛世和天子声威，扩大了骚体的选材范围，使之融入主流文化。

后期（44岁后）作《解嘲》《逐贫赋》等，关注自身。反思人生，对现实的暴露和批判更为深刻。其辞赋理论"童子彫虫篆刻"、"壮夫不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方朔的《答客难》，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是现存汉代最早以遇与不遇为主题的设辞类作品，后多仿作。枚皋，汉代赋坛成果最多的作家。

王褒的《洞箫赋》是汉代咏物赋的代表作品，是独立成篇的乐器赋的奠基之作，在他之后出现的汉代乐器赋基本都是以悲为美，且也是用生命一体化观念灌注于作品。"箫声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原型，《洞箫赋》有生成开创之功。

《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1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使之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

2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其父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3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

4担任太史令后，司马迁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

5长途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

6从立言不朽到发愤著书：司马迁修史本是为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润色鸿业。经李陵之祸后，司马迁把修史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

"发愤著书"说　主要见于《屈原列传》《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提出了著述创作与作家情志之间关系的著名观点。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压抑以后的情感爆发。这种文学理论在汉代难以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击。

《史记》"三家注"　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等《史记》三家注释，北宋以后合刊，多有删节，合称《史记》"三家注"。

一 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司马迁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

二 编排人物传记时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脉络。

1安排人物入传时独具慧眼，遵照历史事实：把项羽、吕后列入本纪，而不列惠帝；把孔子、陈胜列入世家。

2人物传记以时间为序排列，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以类相从。使其叙事脉络婉转多变，历史和逻辑巧妙统一。

3合传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

1苦苦思索历史因果，在行文中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2详写事情发展的起因，略写该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

1娴熟运用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清晰地勾勒出复杂的历史事件。

2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

一 闾巷之人的入传，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再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

二 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

1人物形象各具姿态，个性特征鲜明。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反差巨大，对照鲜明；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

a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通过细节描写、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加以渲染。

b充分注意人物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

c把人物放在矛盾集中的场景中，通过典型性事件来刻画人物形象。

d运用对比突出人物性格。

2人物形象的共性：a知恩图报，以德报德。b以牙还牙，以怨报怨。c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d普遍存在富贵还乡的想法。

三 采用多维透视法，使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有血有肉，生动丰满。

四 采用旁见侧出法，全面把握并充分展示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

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把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透过表像发掘本质，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

二 通过塑造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1作者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深切的同情，暗含自己的人生感慨。

2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

三 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造成一种神秘感，产生强烈的传奇色彩。

1笔法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

2章法、句法、用词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新异多变。

3用词高度精确，讲究语言节奏，常引用古书、民谣、谚语和俗语。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1书中大力弘扬的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2作为古代散文的楷模，其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

3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

乐府诗 是指两汉时期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诗歌。作者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各阶层，上作于庙堂，下采自民间，文人也曾参与创作。

1西汉的音乐管理部门有太乐令和乐府。太乐主管郊庙之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以楚声为主。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17章。

2武帝时期，乐府的职能进一步强化，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

3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改为太予乐署和黄门鼓吹署，后者实际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搜集、演唱乐府诗歌并得以保存。

4魏晋至隋唐，乐府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不仅是音乐官署的名称，人们把这种音乐官署所采集的诗篇——汉人原来叫"歌诗"的，以及后世文人的模仿之作也称作"乐府"，以和未曾合乐的"徒诗"相区别。于是"乐府"一词又引申为一种诗体名称。

《乐府诗集》 宋郭茂倩编。诗集收录了两汉至唐五代的乐府诗，也兼及先秦歌谣，全书共一百卷，是保存乐府诗歌最完备的总集。郭茂倩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为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

汉乐府在诗体发展史上的意义

汉乐府诗是我国诗体发展中一个承上启下的特殊阶段，它呈现出诗歌在打破先秦古老诗体之后新兴诗体定型之前的不稳定状态。

1在句式上，二言至九言都有。

2在体式上，既有句式整齐的齐言诗，也有长短句穿插的杂言诗。

3在篇幅上，长的可达到几百句，短的只有四句。

4在韵式上，有句句押韵，有隔句押韵，也有隔两三句押韵的。

1《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表现了平民疾苦，及其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诗的作者对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2《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以欣赏的笔调，渲染富贵之家的奢侈豪华。

三妇艳 在汉乐府相和歌辞《相逢行》中，在渲染官宦之府的奢侈豪华时，提到两妇织锦，小妇调瑟的情景。该段落被单独划分出去，名为"三妇艳"，在古代乐府诗中频繁重复出现，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积淀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

或表达大胆泼辣、毫不掩饰的婚恋爱（《上邪》《有所思》），或表现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孔雀东南飞》），或表现女性的高洁（《陌上桑》《羽林郎》）。

1《薤露》《蒿里》《战城南》表现出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死亡的疏远和拒斥。

2《日出入》《艳歌》等诗坦率地传达了人们对死亡的厌恶之情，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

3《练时日》《华烨烨》《上陵》在表达长生幻想时，写神界的精灵来到人间，和创作主体生活在同一世界。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统，是《庄》《骚》的遗响。

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一 创作主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善于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

1在选择常见生活情节时别具慧眼，对于偶然性、突发性事件的捕捉也很有新意。

2在选择叙事题材时，描写异域事物、迎神求仙，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

1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言事尽而言情不欲尽，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2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

3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显示出由注重形似向崇尚神似演变的征兆。

4或以寓言的形式叙事，或假托动植物之口进行自述，或使植物和人对话，想象奇特。

三 题材丰富广阔，多数诗歌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跌宕起伏。

四 以个性化的对话、细节描写、利用环境或景物衬托，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各具特点的人物形象。

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一 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到了催化作用。

汉乐府用楚声演唱的歌诗，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三言句和七言句，从而导致诗体的演变。

二 乐府诗中，北狄、西域乐均是杂言，和其他乐府诗迥然有别，是诗歌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

三 从西汉五言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这是早期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轨迹。

东汉作家关注的热点已跨出宫廷苑囿，从更广阔的范围寻找有价值的题材，创作宗旨也发生变化，各个时期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往往成为他们创作的直接、间接诱因，出现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赋。

在赋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方面，昔日以铺张扬厉、汪洋恣肆为主调的风格和豪放昂扬的气势，已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风格所扬弃；散句单行的语言，演变为骈俪对偶的句式。

京都赋的崛起，标志着东汉赋作在思想内容和审美情趣方面新的迹象和发展趋势，滥觞于扬雄的《蜀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一先一后，一脉相承，格局特色，互相辉映。

1在题材上扩大了描写范围，由描写林苑扩大到京都。

2打破了"劝百讽一"的结构模式，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形成了"劝"与"讽"的均衡布局。

3详略有致，上篇铺排物博豪奢，下篇铺写兴礼作乐，繁简得当，层次分明，有力地凸显了创作主旨。

4在表现手法上采用虚构、夸张的同时，也融合了征实的表现手法。

5在按空间顺序进行铺陈时，完成了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的往复回环，使作品显得井然有序，错落有致。

6加强了作品的理性因素的透入，较深刻地体现了作者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使内容显得比较深厚。

《二京赋》的在艺术上的突破：1理性精神和充实的社会内容结合得非常完美，可为京都赋之极轨。2在旧有格局中注入新鲜的内容，以下二点尤为珍视：a令人叹为观止的民俗事象，描写精彩纷呈，活灵活现；b充满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笔触轻灵，意境清新，格调明丽，韵味隽永。

1他们都用理性的态度描写京都，在民俗事象与朝政礼仪的处理上，都有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相疏离和矛盾的倾向。

2两篇作品均采用主客问答、抑客扬主的方式。

3《两》的题旨比较复杂，涉及东都和西京的许多差异；《二》的题旨相对集中，主要突出东京和西都俭与奢的差异。

4在选材上，《二》尽量避免和《两》重复，有其侧重面。

5《两》采用回环往复的笔法出现两次循环；《二》简化了一些程序，只经历从外到内、再由内到外的一次推移。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该赋呈二元分立格局，铺陈宫殿的本体特征和叙述宫殿的功能效应，一方面盛赞宫殿宏大崇高、豪华精巧，一方面暗寓天佑汉室、福祉绵长的颂祝之意。作品辞藻华美，刻画传神，贯穿着灵异怪诞之气，层次井然，气势飞动。

述行赋 出现于西汉后期，主要叙写作者的游历与感慨。汉代纪实性述行赋在融会古今、抒发历史沧桑感方面有许多新的开拓。赋中出现的地域连贯密集，思想感情相对集中，每篇作品各有投射的焦点。各有基调和主题，治世之作叹存没，衰世之作叹治乱，。

刘歆的《遂初赋》是开山之作，具有明显的借古讽今的性质，是衰世文人的慨叹，关注社会治乱问题。班彪的《北征赋》是乱世叹兴亡之作，所述行程由近及远，追溯历史则由远及近，时空顺序交错，两条线索非常清楚，又相互缠绕。班昭的《东征赋》沟通古今，强调人生价值的实现，追念先贤的感情波动由强到弱，呈递减趋势，和行程的时空推移相呼应。

张衡《归田赋》：1抒发出作者的真感受、真情怀、真渴望、真志向，表现出顺情适性、自我身心与外在环境和谐融洽的人生境界。2描画了一副明丽祥和、充满生机、情趣盎然的田园风景，令人心驰神往、意醉神迷。3语言清新晓畅、挥洒自如，与内容意脉相通、和谐一体。

赵壹《刺世疾邪赋》：此赋刺世疾邪，刚猛无畏，肆意骋情，痛快淋漓，对时政揭露批判的力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有如一篇笔锋犀利的讨伐檄文。小赋开门见山，直抒胸臆，慷慨陈词，全无掩饰，极具个性特征；语言简练质朴，刚劲有力；形式短小灵活，因意命笔，意尽而止。

祢衡《鹦鹉赋》：这篇咏物赋因物入情，物我合一。作品心理描写细腻委婉，苦情哀绝，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人鸟一境。句式工整，言辞华美，善用比喻和侧面烘托。

抒情赋以知命为解脱，反映出对人生的理性态度，同时流露出个人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惆怅。此外，不时出现隐逸倾向，积极参与现实、关心国家命运的思想情感也在涌动。

从总的趋势看，东汉散文向着骈俪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少语体散文作家也着意追求通俗易懂、浅显明快的文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华文风有所矫正。

1以生动细腻的艺术表现手法，成功地再现了人物形象，是为西汉各类人物的画卷。

2在选材结构上以主要人物为中心，在叙事上以人物言行为主，注重细节，具有形象、生动、传神的特点。

3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a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

b不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清晰叙述，而且对于带有起始性的事件都要加以强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c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置于篇末，这种追叙、补叙，使作品增加了波澜起伏。

d材料丰富，组织严密，条理清晰，细腻工致。

1《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2《史记》基本以写单个人为主，《汉书》则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

3和《史记》疏荡爽朗、奇崛变化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体例严整统一，行文谨严有法，其风格典雅温厚，与《史记》宏放恣肆的风格迥然不同。

4《汉书》补充了许多重要的史实，记载汉代典章制度更为具体；并拨正了一些司马迁的偏颇之见，突出了他要表达的某些思想。

《吴越春秋》 是成书于东汉的一部历史散文，赵晔撰。其书今存十卷，主要叙述吴越争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该书所叙重要事件都明确标示年代，但多有讹误，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

1叙事完整。各章有其重点，保持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讲述的故事具有连续性。

2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多通过移植联缀把本来互不相关的故事糅合在一起，给人以真实感，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3许多情节吸收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荒幻离奇，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开志怪小说的先河。

4注重人物形象刻画，特别注重人物形象的外貌描写，以此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对后代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有很大影响。

东汉的另一部历史散文《越绝书》的许多内容和《吴越春秋》相同，但《越绝书》各篇之间不是连贯的故事，而是独立成篇，显得比较松散。除讲述历史故事外，中间还有地理、占气等方面的专章，给人以驳杂之感。

吴越之民重剑轻死，信巫淫祀，这两部历史散文中曲折的故事情节、荒幻的神话传说、强烈的复仇意识和崇武尚勇的义侠形象，无不和吴越文化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是为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

《论衡》 是东汉的一部政论散文集，作者王充。全书85篇，从《逢遇》篇到《物势》篇共14篇，选材角度较新，作者阐述人的遭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体现了他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最能代表王充疾虚妄宗旨的是"九虚""三增"《论死》《订鬼》诸篇，王充不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的虚妄之说，而且对圣贤之言、经典之文也多有辩驳，指出其夸大失实、不尽可信之处。作者用事实说话，援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在此过程中，或同类相证，或巧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了论证得透彻充分，每篇都反复诘难，多方发挥，文风雄辩。文字接近汉代口语，用词朴实无华，不重雕琢，既准确精练，又通俗易懂。

王符的《潜夫论》成书于东汉中期，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作。在议论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笔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字朴实无华，准确简练。书中虽不时显露批判的锋芒，但以温雅弘博见长。

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其内容是西汉缇萦救父一事。《咏史》以写纪传体史书的手法，按时间先后依次道来，以叙事为主，用辞质朴，渲染修饰成分很少。班固的《竹扇赋》今存残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原来当是系于赋尾。这首七言诗叙述竹扇的制作过程，它的形制、功用，遣词造句质朴无华，浅显通俗。

张衡的五言诗《同声歌》借鉴了民歌的表现手法，措辞奇妙，兴寄高远。《四愁诗》是是骚体整齐化之后形成的七言诗。全诗皆为七言句，除每章首句中间有"兮"字外，其余都是标准的七言诗句，是后代七言歌行的先声。

班固、张衡对乐府诗都有所继承，班固继承乐府诗的朴素质实，张衡则沿其缛丽华美的方向发展。班固诗以叙事为主，张衡诗长于抒情。自张衡始，东汉文人五、七言诗形成了以抒情为主的基本走势。

秦嘉的《赠妇诗》是一组艺术成就较高的抒情诗，是汉代文人五言抒情诗的成熟之作。

郦炎的作品今存五言体《见志诗》二首，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传达出遭受压抑的不平之气，成功地运用比喻和象征手法，具有深刻的意蕴。　赵壹的《疾邪诗》二首均是五言，附在《刺世疾邪赋》之后，所表达的感情在东汉文人诗中最为激烈，充满愤怒，刺世疾邪，具有东汉党人的婞直之风。蔡邕的《翠鸟诗》是乱世文人全身远害心态的写照。

上述五言诗都作于灵帝时期，具有典型的乱世文学的特征。郦炎、赵壹的诗都以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为宗旨，表现出沉重的压抑感和强烈的抗争意识；蔡邕的《翠鸟诗》则流露出深重的忧患意识。郦炎、赵壹的作品大声疾呼，锋芒毕露。后来建安文学梗概多气、志深笔长的特点，在灵帝时期的文人五言诗中已显露端倪。

《古诗十九首》 出自汉代文人之手，非一时一地所作，其基本内容主要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以及失意之士的不平之鸣和忧生之嗟。漂泊不定的生活使诗人们在诸多方面产生痛苦的体验和独特的感受，诗中透彻地揭示出许多具有深邃意蕴的人生哲理，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诗品》评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漂泊不定的生活使诗人们在诸多方面产生痛苦的体验和独特的感受：

1敏锐的节序感。诗人以感伤的情调回应季节的变化，不同季节的多种物候都被轻烟薄雾般的愁思所笼罩。

2微妙的空间感。诗中展开的空间方位是多维的，诗人把自己置于不同的空间方位，产生许多微妙的感受。

3深切的世态炎凉感。多数作者寓居他乡，饱经忧患，他们需要同情和帮助，对人间冷暖的感受特别深切。

诗中透彻地揭示出许多具有深邃意蕴的人生哲理，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

1永恒与有限的关系。不仅写物长人促，人和物的异质，以外物的永恒反衬人生的有限；有时也写物我同构，外物和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

2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诗人清醒地意识到，抑郁、思念使他们的生命周期缩短，衰老的速度加快。

3忧郁与欢乐的关系。人的忧和乐相反相成，经常纠缠在一起。诗人提出消极的及时行乐的解脱方式。

4来去亲疏的关系。诗人在去来相继的历史长河中看待亲疏的推移变化，揭示出时间之流给人带来的角色转换。

1长于抒情，委曲婉转，反复低徊，以写景叙事起兴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水到渠成，且抑扬有致。

2以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3语言明白晓畅，含蓄蕴藉，用意曲尽而造语新警，形成深衷浅貌的风格。

[本编完]